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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臭水污染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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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黑臭水体整治是防治水污染的难点重点之一。数据显示,国内有些省垃圾河、黑臭河约占省内河流总长度的10%以上,有的城市黑臭水体占到河流总数的58.7%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今年9月,住建部公布《城市黑臭水体整治工作指南》(下称《指南》)建立全国城市黑臭水体整治监管平台,定期发布有关信息,接受社会监督。

此后财政部和环保部共同发布“关于印发《水污染防治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制订推行《水污染防治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据相关统计,2015~2020年,全国黑臭水体治理市场规模约为4000亿元。

在政策和市场双重利好下,城市黑臭水体治理行业或将拉开发展大幕,但究竟如何落地?

 地方政府是责任主体

笔者观察注意到,“水十条”对于水污染治理,提出“政府统筹、企业施治、市场驱动、公众参与”的方针。“虽然只有16字,但是在水污染治理,特别是城市黑臭水体治理整治方面,参与方及其扮演角色都已经说得很清楚。”E20环境平台高级合伙人、中宜E20环境医院执行副院长方桦在1028日举办的“2015(首届)环境施治论坛”上表示。

一直以来,业内人士认为,黑臭水体整治是持续性工程,资金需求量大,“钱从哪儿来”就是大问题。过去,治理工程建设与后期运维环节被人为切分开,负责整治工程的不管运维,负责运维的决定不了选用什么技术路线,项目全寿命期的成本和效果缺乏一个系统的管理者,这给城市水体整治出了大难题。

方桦认为,解决这类问题,需要明确责任主体。毫无疑问,整治黑臭水体,需要政府统筹,责任大多集中在地方政府身上。

《指南》明确,城市人民政府要编制城市黑臭水体清单,包括水体名称、起始边界、类型、面积、所在区域、黑臭级别、水质现状、整治责任主体及具体责任人、达标期限等。实行“河湖长制”,明确每一水体水质管理的责任人。原则上,河湖长应由城市水体所在地政府或相关主管部门负责人等担任。涉及跨界水体的,由相关城市协商开展治理。

 企业施治更关心评价付费机制建设

在地方政府牵头的基础上,下一步就是企业施治、市场驱动,在这一方面,业内人士表示,需要注意几个问题。

首先是支付的法律化。方桦表示,与以往污水处理厂采用的BOT(建设-经营-转让)TOT(移交-经营-移交)等模式不同,污水处理相对来说,有一个可以向公众收费的来源。而黑臭水体治理的支付跟地方财政直接相关。各级地方政府的财政预算是否能将黑臭水体治理纳入其中,将其以文件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是企业关心的问题。

其次是评价的科学化。中国环境规划院水环境规划部徐敏博士表示,黑臭水体由于其界面复杂性,整个施治方案项目的措施能否有一个科学合理的评价考评体系,非常关键,直接影响到后期付费。

而在公众参与方面,专家认为,整治黑臭水体,必须将公众监督制度化。

“达不达标不能仅仅政府说了算,当地百姓确实得有明确直观的感受,才能算数。”徐敏说。

而这一原则,也开始在政策范围上有所体现。如《指南》规定,根据以往掌握的水体污染和投诉情况,城市政府主管部门(或其委托的专门机构)应对所有城市水体的黑臭情况进行预评估并予以公示。对于可能存在争议、预评估结果为无黑臭的城市水体,主管部门可委托专业机构对城市水体周边社区居民、商户或随机人群开展调查问卷,进行进一步判别。

 那考河治理项目:一个成功的“样本”

事实上,关于城市黑臭水体治理,国内已经有成功引入民间资本的案例。其中备受业界称赞的当属那考河治理项目。

昔日的那考河是名副其实的“黑臭河”。那考河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竹排江上游植物园段,项目红线范围内有50多个排污口,多为雨污合流。水源地上游靠近一批养殖企业,养殖废水污染严重。

今年2月,南宁市政府授权南宁市城市内河管理处采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PPP)对那考河流域进行治理,中标人为南宁北排水环境发展有限公司。整个项目总投资近10亿元,于331日正式开工治理,治理期为两年。

事实上,那考河项目中,最大亮点就在于“按效付费”。济邦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张燎表示,这也是项目运作的难点。

难在哪里?作为整治主体和牵头人,南宁市市委相关领导在专家论证会上曾说,“PPP说是要按效付费,那么如何去衡量效果?同时我们也希望这个衡量的指标体系不要过于繁琐,能有效反映从资本投资到整个运营管理的产出?”

在经历了一番“头脑风暴”后,按项目协议约定,该项目在技术顾问的协调下,最终制订了包括水质、水量、防洪标准三大类绩效指标,针对各项运营维护工作和监控断面,共设置了103项考核指标。

张燎也透露,该项目付费标准是按项目协议约定,政府每季度按照当期绩效考核结果向项目公司支付一次流域治理服务费,若部分指标未能完全达标,应依据项目协议约定扣款。

在达标监测方面,据了解到,在技术顾问支持和协助下,该项目选取4个监测断面,3个监测点,对5公里多的河道和1公里多的直流内河进行监控。同时在下游增设污水处理厂。

“这种量化,尽可能满足了PPP按效付费的要求,同时也减少投资人对于风险不可控的担忧。”张燎透露,虽然是个很小的样本,但接下来希望这种经验能得到其他地区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