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再生能源未来取决资本创新和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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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和观念很重要。我们对可再生能源的说法和看法可以左右政策。我们面临的斗争不仅仅是经济的或技术的，而且还来自反复出现的过度鼓吹以及随后必然出现的失望。

我们应该注意，“可再生”其实更多地是一个政治和道德范畴，而不是一个科学范畴。它是个摸彩袋一样的集合，远不如“化石燃料”具有区别意义。例如，石油、天然气和煤炭有一个共同的有机来源，而风能和地热能则毫无关系。作为“替代能源”的一个子集，可再生能源是相对于占主导且可耗尽的化石能源来定义的。这让它们从一开始就处于次要地位。为了弥补，我们一直被告知这些能源是“革命性的”、“清洁性的”，在道德上是优越的，是可持续未来的唯一基础。结果时间一长，它们被裹在了偏见之中，不切实际地提高了人们的期望，使我们无法看清它们需要哪些条件才能变成真正的替代者。

20世纪70年代的能源和环境危机发生之后，在反对石油及核能产业的群体支持下，可再生能源得到了巨大的推动。这倾向于给太阳能等戴上了救世主的光环：贴近自然，安全，储量丰富，没有污染，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相比之下，石油公司则是一个人造的、有害的、垄断的、终将枯竭的系统。这样的描绘可能带有含义浅显的诱惑，然而赤裸裸的现实却习惯让正义的热情难堪。可再生能源往往被定义为“天生就用不完的或者可以完全重新补足的”，但是严格来说，它们并不是这样的东西。阳光和风是多变的，要取决于天气、气候、季节以及时段，因此目前只能间歇地收集和利用。生物质和氢也直接跟气候相关，干旱会让它们变得脆弱或不可靠。像农业一样，来自能源作物的生物燃料也受这些不确定因素的影响，而且也可能牵扯某些同样的环境问题（比如杀虫剂、化肥）。地热无处不在，但前提是我们得把井打到5英里左右的深度；在靠近地表的深度，地热只集中在某些地区，而且其强度会随时间变化。总的来说，不管有怎样的承诺，“可再生”仅仅是种近似。

阳光、风、水以及光合作用等天然的能量流为数巨大，它们在理论上能够提供的东西非常诱人，但是，它们也是高度分散的。要想把它们集中起来，大规模地加以利用，这需要大量的技术。另外，它们也各有自己的负面影响和限制。一座高350英尺的3兆瓦风力涡轮机，其能量转换效率可以达到30%，能以相对便宜的价格（0.05美元/千瓦时）提供电力。这是个了不起的成就，是数十年工程研发的结果。

这项成就离不开公司和政府的政策、投资以及现场试验的支持，而这些支持背后的推动力则是社会意识以及谋利动机。此外，这样的涡轮机也不是凭空建成的。它需要土地或者一片浅海区域，而且还要利用有限的自然资源——要开采和冶炼金属矿石，要生产天然和人造的化工材料，要制造塑料而且同时会产生温室气体和某些有毒废物。这样的涡轮机还是脆弱的，不适合安装在那些经常有真正的强风暴（飓风、龙卷风）出现的地区。换句话说，风力涡轮机是工业生产装置。它们必须在产生排放的工厂中制造，用卡车或轮船运送到安装现场，并利用水泥竖立在地上。

一旦安装，它们会改变地平线背景，对环境产生明显的影响，有时会让生活在邻近社区的人们觉得，它们的出现并不那么值得庆贺。

可再生能源是资本企业的一部分，而不再是光着脚、留着胡子的工程师的领域。它是进化性的，而不是革命性的。

它的未来更多地取决于风险资本、技术创新和市场渗透，而不是实验室中的公社（或者埃克森美孚的断头台）。在过去，它的进步不仅过度受制于能源危机，而且也受制于炒作以及想让世界变得更美好的意图。失败的革命很容易溃散。

因此，我们最好不要把这些能源看成是普遍的“疗法”或者“政府的赠送”，而要把它们看成是同时具有某些优势和缺陷的选择。把太阳能等跟核能和化石能源对立起来，或者设想“非碳能源与含碳能源”的对立，这样的极端观点是意识形态的，也是错误的，而且从长远来看是有害的。

在某种程度上，公众的态度可能会滞后于这样一个事实：可再生能源既是一个不断扩大的全球产业，也是一个能力有限的能源类别。表面上看，考虑到它们利用的能量的性质，可再生能源似乎很适合于分散化、分布式的利用，而不是庞大、集中的设施。即使如此，它们也会起到日益重要的作用，推动文明走向更加灵活的能源多样化。持续的投资是关键，因为我们不能逃避这样一个事实：“最绿色的能源”必然诞生在发达工业社会的熔炉中。